，她用了一种让我窒息的方式来我。

        零花钱全取消。以前每天五块钱的零花钱说没就没了。我只能每天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，着冬天那种能冻掉耳朵的西北风，骑上十分钟回到家，手指冻得僵，耳朵冻得通红，吃完饭又紧赶慢赶地骑回去上课。网吧是肯定去不了了，每天都得按时回家，晚一会都得问我去了哪。周末更不用说了――她给我报了一个补课班，从早到晚都泡在补课班的教室里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，一门接一门地上，除了中午吃饭的时间，全都在学习。她跟我说这些安排的时候，用的是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心里当然不愿意――谁会愿意呢？我抵，我反感，我觉得她这样太过分了，本就不理解我――可我还是无奈地接受了。不是因为我想明白了什么大理，而是因为我累了。我厌倦了和她无休止的争吵，厌倦了她每次看我时那种失望透的眼神，厌倦了自己在这个家里像犯人一样被监视的感觉。我知就算我反抗，也不会有结果――我妈那个人，你越是跟她对着干，她越来劲，永远不会先服，直到把你耗得疲力竭为止。

        在那段日子里，我妈在我眼里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――不是那个让我心里长草、让我产生好奇和望的成熟女人，而是那个永远在教、永远在唠叨、永远用她的规矩把我压得不过气来的母亲。那些关于她的念和幻想――那些初秋早晨看到的画面，那条粉色的内，那些偷窥她轮廓的瞬间――都被她日复一日的监视和压制推到了脑海深，像是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，被压在了记忆的抽屉最底层。

        整个寒假和紧接着的初四下学期，我都在我妈那种密不透风的教下度过――每天早上六点半被她叫起来去补课班，中午回来吃饭，下午回来作业，晚上在她眼底下学习到十一点。她坐在沙发上织衣，时不时抬看我一眼，确认我是不是在认真学习。我坐在书桌前，面对着一堆堆的试卷和习题集，在那两目光的注视下，一点一点地把那些落下的功课捡起来。那段日子过得很慢很慢，慢到像是每一天都被拉长成了一整年――可回去看的时候，又觉得时间飞快，一晃眼就到了中考。

        也许是高压之下的反弹，也许是运气好，也许是她的教真的起了作用――我考上了我家对面那所重点一中。虽然只是刚刚压线，比录取线高不了几分，但总归是考上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我妈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，手指在那张薄薄的纸上摩挲着，像是要确认上面印的名字真的是我一样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把那张纸展开又折好，折好又展开，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多次，嘴角是怎么也压不住的笑意，眼眶甚至有些泛红。

        从那天开始，这件事就成了她挂在嘴上的功绩。她逢人就说，见人就讲――在菜市场碰到熟人，她站在菜摊前能说上十来分钟，手里拎着菜都忘了放下；在小区的院子里遇到邻居，她能拉着人家的胳膊说半天，说得唾沫横飞；在亲戚聚会的饭桌上，更是翻来覆去地说，说到其他人都能背下来了。她说“我家旭阳考上重点一中了”，说“这孩子就得有人看着，不不行”，说“要不是我初四那一年天天坐在他门口看着他学习，他能考上一中？梦去吧”，说“你们是不知他初四上学期考了倒数第一，要不是我得紧……”说这些的时候，她脸上带着一种扬眉吐气的得意，下巴微微抬着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是在宣告――都是我的功劳，要不是我，这孩子就废了，是我把他从悬崖边上拉回来的。我妈那个人就是那样――她了什么事，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。她付出了多少辛苦，一定要说出来，一定要得到承认。她不觉得这是炫耀，她觉得这是事实，她确实付出了那么多，她当然有资格说。至于我听不听，别人爱不爱听，那是她不着的事。我听着她到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――一方面，我知考上重点确实有她的功劳，如果不是她那样着我，我可能真的连普通高中都考不上；可另一方面，她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上，好像我付出的努力――那些日日夜夜的苦读，那些不完的试卷――本就不值一提似的。不过，不怎么说，我考上重点一中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考上高中之后的那个暑假，是我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日子。我妈大概是觉得我考上重点了，她可以松一口气了，对我的束明显松了不少，不再像初四那样寸步不离地盯着我。可我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一件事――我不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