干等。她去找了媒。不是那种大张旗鼓地开记者会，而是找到了一个她信得过的记者，姓沈，跑法治口的，四十多岁，发也白了，但眼睛很亮。沈记者听完她的讲述，沉默了很久，说“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”。夏宥把戒指从项链上取下来，递给他看。内刻着“To      X，      from      X”。她说“这是他留给我的”。沈记者看了那行字，没有问“他是谁”。他只是说“我帮你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报发出去的那天，夏宥坐在律所的办公室里，盯着电脑屏幕。那篇报的标题是《被遗忘的十六年：一桩尘封悬案背后的罪恶与救赎》。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，读到“据多位知情人证实，当年办案人员在接到一通电话后草草结案”时，手指在发抖。她读到“一名不愿透姓名的退休法医表示，当年的尸检报告被人为篡改”时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她读到“当年的同学中，有人至今仍被噩梦困扰，他说‘我每天都在后悔，为什么那天没有去’。”时，她关掉了页面，趴在桌上，哭了很久。

        报引起轰动。不是那种悄无声息的、像石子投入深潭的轰动，是那种铺天盖地的、像海啸一样的轰动。其他媒跟进，网络上的讨论铺天盖地，有人骂当年的办案人员，有人同情那个少年的父母，有人提议在废弃乐园的原址建一座纪念碑。更多的人在问――那个少年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长什么样？他喜欢什么？他有过什么梦想？他有没有等过什么人？夏宥没有回答。她不知他叫什么名字，不知他长什么样――十六岁的，活着的时候的，笑起来的。她只知他后来变成了怪物，只知他学会了说话，学会了笑，学会了炒菜，学会了在她哭的时候说“没事了”，学会了在变成怪物的最后一刻说“我爱你”。她不知他十六岁时喜欢什么，不知他有过什么梦想，不知他有没有等过什么人。但她知，他等到了。在那个雨夜，在那个便利店里，在那条白巾碰到他的额的那一刻，他等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案子重启的那天，夏宥站在检察院门口，阳光很好。她抬起，看着那片蓝得刺眼的天空，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想起那个从扭曲的、非人的声音里挤出来的、破碎的三个字。她摸了摸脖子上的戒指，铂金被温捂得温热。她低下，走进了检察院的大门。

        案子判了。冯建国因徇私枉法罪被判了六年。陈卫东因帮助毁灭、伪造证据罪被判了三年，缓刑四年。当年那个打了电话的人――夏宥后来查到，是那群少年中某个家长，在当地有些关系――因行贿罪被判了两年。宣判那天，夏宥坐在旁听席上。冯建国被带走的时候，从她边经过，脚步顿了一下，转过看着她。他的眼睛里没有恨，没有悔，只有一种她说不清的、像是什么东西终于落地了的、疲惫的平静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是那个孩子的什么人？”他问。夏宥看着他，摸了摸脖子上的戒指。“我是他等的人。”她说。冯建国愣了一下，然后被法警带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夏宥走出法院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路灯一盏盏亮起来，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她站在台阶上，看着远方那片被晚霞染红的天际，忽然很想告诉他――X，你的案子，判了。那些害你的人，那些帮你的人，那些假装看不见的人，都判了。你的名字，虽然没有出现在判决书上，但有人知了。有人记得了。你不会再被忘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等了很多年。从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开始等，等到她毕业，等到她成了律师，等到她为很多像他一样的人讨回了公。她帮被家暴的女人离婚，帮被欠薪的工人讨钱，帮被霸凌的孩子转学，帮被冤枉的被告人无罪辩护。她成了那种“你要是没钱我可以不收你费”的律师。她不怕没钱，因为她知他在那个雨夜留下的那张皱巴巴的纸币，还在她的铁盒里，和那些石、叶子、枫叶放在一起。那是他第一次给她“钱”，她一直没花。那是他第一次试图用人类的方式，对她说“谢谢你”。她收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边的人劝过她，不止一次。师妹说“夏姐，你该找个男朋友了”。师哥说“夏宥，你别老一个人”。朋友聚餐的时候，有人开玩笑说“夏律师是不是心里有人了”。夏宥笑了笑，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。

        陈雨问她：“你还等他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夏宥说：“嗯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