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卫东沉默了。很长很长的沉默。久到那杯热茶不再冒热气，久到窗外的银杏叶被风落了一片，打着旋儿飘在地上。然后他说：“有人让我不要写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找的第三个人，是当年那个没有去乐园的少年。唯一一个没有被X“吃掉”的人。不是因为他无辜，是因为他那天拉肚子，没有去。他后来知发生了什么，但他没有说。他怕了二十多年，夜夜失眠，去看过心理医生，吃过抗抑郁的药，还是忘不掉。夏宥找到他的时候，他住在这座城市边缘一个老旧的小区里，在一家物公司当仓。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至少十岁，发花白，背有些驼，眼睛下面挂着重的黑眼圈。

        陈卫东比她想象的要难找。他退休后搬了好几次家，手机号也换了。夏宥辗转通过几层关系，才从一个老法医那里打听到他的下落。他在省城开了一家司法鉴定所，生意不错，门面不大，但来来往往的人不少。夏宥去的时候，他正在办公室里看一份鉴定报告，发花白，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桌上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。听到敲门声，他抬起，看到夏宥，问“你是”。夏宥报了名字，说了来意。陈卫东的脸色变了。他摘下眼镜，了镜片，又上，像是在拖延时间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走吧。”他说，声音沙哑，“你走吧，我什么都不知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找的第二个人，是当年的法医陈卫东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谁？”

张缩皱了的脸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个人是谁？”夏宥问。陈卫东摇着，不肯说了。夏宥没有他。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，放在他的桌上。“如果你想通了，打这个电话。”然后她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没有

        夏宥没有走。她站在铁门外，阳光照在她背上，将她的影子投在冯建国院子的水泥地上。她站在那里，站了十分钟，二十分钟，半小时。冯建国没有再看她。他关了水龙，捡起水，慢慢走回屋里，关上了门。夏宥看着那扇紧闭的门，铁门上的漆已经开始剥落，出底下暗红色的锈迹。她没有叫他，没有砸门，没有说更多的话。她只是站在那里，把那沓卷宗进了铁门的隙里，然后转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一年冬天，夏宥把那份厚厚的材料递到了检察院。材料包括当年的卷宗、冯建国的住址和陈卫东的录音、那个少年的证词，以及她花了很多年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、关于那群少年后来陆续失踪的记录――虽然失踪本无法被证实，但它像一影子，无声地印证着什么。检察院一开始不想接。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旧案，没有尸，没有目击者，证据链不完整。经办人劝她放弃，说“你一个律师，别把自己搭进去”。夏宥说“我不怕”。经办人看着她，大概是从她眼睛里读出了什么，沉默了很久，说“我再看看吧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陈卫东没有回答。他低下，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那双手。那双曾经握着手术刀、切开过无数尸、写下过无数份鉴定报告的手。那双手在抖。“他跟我说，这个案子，到此为止。他给了我一个数。我答应了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轻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，“我把报告改了。写成‘疑似离家出走’。他给我打电话那天，我正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那孩子的尸检照片。他的眼睛还睁着，看着镜，看着我，看着我这个本该替他说话的人。我把照片翻过去扣在桌上。我一直没敢再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夏宥说了来意，他哭了。他哭了一下午。一个大男人，蹲在物仓库的角落里，抱着，肩膀剧烈地颤抖着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说“我每天都梦到他”，“梦到他躺在地上，眼睛看着我”，“他想跟我说什么，我听不到”。夏宥蹲在他旁边，没有他，没有打断他，只是等着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那个案子，我记得。”他忽然说。

        夏宥的心漏了一拍。“你记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天快黑的时候，他抬起，眼睛得几乎睁不开。“我说。”他说，“我什么都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夏宥的眼眶红了。她想起X的眼睛。十六岁时被埋在土里的那双眼睛，看着天空，看着那些永远不会有答案的云。后来变成怪物的那双眼睛，密密麻麻的，布满血丝的，在黑暗里睁了不知多少年的。第一次走进便利店时的那双眼睛，空的，像两个深不见底的窟窿，像已经不会再看任何东西了。但他还是看到了她。他一直在看她。从那个雨夜开始，他的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记得。”陈卫东靠进椅背里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银杏树上，叶子的边缘已经开始泛黄。“那个孩子，我知他不是离家出走。那天的现场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――那些伤，不是摔的，不是自己弄的。他上有十几钝伤，颅骨骨折，肋骨断了三，手臂上有防御损伤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陈述一份鉴定报告。但夏宥注意到，他放在桌上的手，指节在微微发抖。“那你为什么没有写在报告里？”夏宥问。